26-02-24
第九章：谈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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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依旧循着既定的节奏向前推进，表面波澜不惊。
工作上，我与台长汪乾之间的距离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缩短。
这并不只是源于那些不便示人的过往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一桩桩具体而琐碎的事务里，几位领导开始真正认可我的能力——他们发现我做事稳妥、执行力强，技术上拿得出手，更难得的是，私下也守得住分寸、靠得住场面。
这种认可从未被当面点破，却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授权、越来越少的试探里，也体现在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之中。
而生活的另一端，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悄然偏移。
我和印缘的交集，反倒比之前少了许多。
她忙着适应新的工作节奏，我也被各类事务牵着往前赶。偶尔心里会生出念头，想找个时间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近况，哪怕只是喝杯咖啡。
可现实总是不合时宜。
真正碰面时，不是她行色匆匆、电话不断，就是我被临时叫走、分身乏术。几句简短的寒暄之后，便各自转身，重新投入到下一段行程里。
那些尚未说出口的话，只能暂时被搁置，静静等待着下一次合适的时机。
就在这样一种微妙而平衡的状态里，一个分量不轻的项目，悄然找上了我。
起初，这件事与我并没有直接关系。
市里正在筹划一项年度重点宣传工程，规格极高、周期漫长，横跨全年，涵盖多场大型活动的整体策划、传播与执行。相关领导亲自挂帅，明确提出要把它打造成一张具有长期影响力的“城市名片”。
电视台作为官方媒体平台，自然被推到了核心位置——从前期策划、整体视觉包装，到活动期间的全程拍摄、内容输出，再到后期制作与多渠道传播，整条宣传链路几乎都掌握在台里手中。
对电视台而言，这不仅是一项常规业务，更是一场难得的机会。
它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经费支持，也关系着未来几年在市级宣传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分量。台里上下心里都很清楚，一旦这个项目顺利落地，我们的位置，将不只是“执行者”，而是能在更高层面上参与规则制定的那一方。
真正坐在谈判桌中心的，是台长汪乾，和市宣传部部长刘文岳。
双方各自带着团队，地点选在市郊一处封闭式度假村，对外的说法是“集中研讨”。可谁都明白，这种不见外人的封闭环境，本质上更适合拉锯、试探，以及在规则边缘反复摸索彼此的底线。
按理说，这样的场合，轮不到我这种偏技术与执行的人露面。
可谈判进行到第二天夜里，我忽然接到了台长汪乾的电话。
他语气随意，却直截了当，说有几份关键资料需要我从台里亲自带过去，顺便帮忙看看几个拍摄方案的整体思路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让我第二天一早直接去度假村报到。
我没有多问，只应了一声“好”。
------------
度假村比我预想中还要奢华。
几栋独立别墅错落地分布在山林之间，既私密，又不显疏离。天色尚早，主楼却早已灯火通明。入口处铺着厚实的地毯，长桌上摆满了冷餐、茶水和红酒，餐具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像是提前为某个阶段性的“结果”做好了准备。
我一进门，便看见几位熟面孔的领导端着茶杯谈笑风生。西装外套随意搭在沙发靠背上，姿态松弛而自信。笑声在挑高的大堂里回荡，显得从容又自然。
这里不像一个临时搭建的工作现场，更像是一场被精心布置过的私人聚会——而工作，只是它最体面的外衣。
我把文件递给汪乾。
他翻了两页，目光迅速扫过要点，随即点了点头，把文件合上，顺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：“辛苦了。”
下一秒，他已经把话题移开，一边给我倒酒，一边用近乎闲聊的语气说道：“别急着走。正好一起吃个饭，吃完还要继续聊点事。”语气轻松，却没有留下拒绝的余地。
我接过酒杯，什么也没说。
对面的会议室里，市里的刘文岳部长坐在人群的中心位置。
他看起来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，没有任何刻意的装饰，却显得精神而稳重。说话时语速不快，声音不高，但吐字清晰，每一句都恰到好处。
那是一种长期处在核心位置才会形成的气场——不需要张扬，却让人下意识地愿意倾听、配合，甚至提前揣摩他的意思。
会上短暂的间隙里，有人起身接电话，有人低声交流。
几名度假村的女服务人员安静地进出会议室，替众人添水、收杯。她们穿着统一的浅色制服，身姿曼妙、动作轻柔，在狭窄的过道间穿行。
刘文岳始终坐在原位，向女服务员示意时只是微微点头，道谢也简短克制。他的目光停留在投影屏和桌上的文件上，几乎不与人有多余的视线接触。有人靠近时，他会自然地侧身让出空间，动作礼貌而疏离。
他不打断任何人，也不过分回应任何细枝末节的殷勤。讨论一旦出现偏离，他只用一句不高不低、恰到好处的提醒，便把话题重新收拢回来。
那种分寸感并不张扬，却像一条无形的线，让整个场子都下意识地保持着边界。
白天的行程相对克制而紧凑。
会议、汇报、方案展示一项接着一项推进，流程严谨，措辞谨慎。我坐在靠边的位置，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听，在需要时补充几句技术层面的说明，存在感不突出，却始终在领导目光审视之内。
真正的变化，是从夜幕降临开始的。
酒桌、牌局、私人包厢轮番登场，白天还保持着分寸的两个团队，很快便熟络起来。
酒杯换得越来越勤，语气也随之松动。话题从项目流程，慢慢转向各地的成功经验，再滑向那些“不能写进方案里的东西”。
有人话说到一半便停住，只留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；有人点到为止，却恰好点在要害。更多的内容，不在言语里，而藏在眼神交换和刻意拉长的停顿之中。
与多数人逐渐放松下来不同，刘文岳始终显得克制，只是象征性地陪了几杯酒，话不多，也很少久留在喧闹的位置。
到了深夜，气氛愈发松弛。有同事半开玩笑地向我建议，反正第二天还有汇报，不如干脆住下，省得来回折腾。
汪乾在一旁听了立刻点了点头，随即吩咐人去安排房间，说既然来了就安心住下，正好体验一下度假村的环境。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我被安排在度假村一栋偏侧的客房楼。
整栋楼是一个大平层，进门是一个不大的公共客厅，正对着一间休闲影音室，两侧各是一间独立客房。位置略显偏僻，却因此显得格外安静，与主楼的热闹恰好隔开了一段距离。
我的房间后方还连着一个独立的小院。
院子里种着几丛竹子和几盆修剪得当的绿植，中间嵌着一方温泉池。夜色下，水面缓缓蒸腾，细碎的水声顺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小渠轻轻流淌。我隐约猜到这水渠大概与各个院子的温泉相通，让每个后院都能保持水流循环。
这样的设计，低调，却极尽考究。
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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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：谈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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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依旧循着既定的节奏向前推进，表面波澜不惊。
工作上，我与台长汪乾之间的距离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缩短。
这并不只是源于那些不便示人的过往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一桩桩具体而琐碎的事务里，几位领导开始真正认可我的能力——他们发现我做事稳妥、执行力强，技术上拿得出手，更难得的是，私下也守得住分寸、靠得住场面。
这种认可从未被当面点破，却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授权、越来越少的试探里，也体现在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之中。
而生活的另一端，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悄然偏移。
我和印缘的交集，反倒比之前少了许多。
她忙着适应新的工作节奏，我也被各类事务牵着往前赶。偶尔心里会生出念头，想找个时间坐下来，好好聊一聊近况，哪怕只是喝杯咖啡。
可现实总是不合时宜。
真正碰面时，不是她行色匆匆、电话不断，就是我被临时叫走、分身乏术。几句简短的寒暄之后，便各自转身，重新投入到下一段行程里。
那些尚未说出口的话，只能暂时被搁置，静静等待着下一次合适的时机。
就在这样一种微妙而平衡的状态里，一个分量不轻的项目，悄然找上了我。
起初，这件事与我并没有直接关系。
市里正在筹划一项年度重点宣传工程，规格极高、周期漫长，横跨全年，涵盖多场大型活动的整体策划、传播与执行。相关领导亲自挂帅，明确提出要把它打造成一张具有长期影响力的“城市名片”。
电视台作为官方媒体平台，自然被推到了核心位置——从前期策划、整体视觉包装，到活动期间的全程拍摄、内容输出，再到后期制作与多渠道传播，整条宣传链路几乎都掌握在台里手中。
对电视台而言，这不仅是一项常规业务，更是一场难得的机会。
它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经费支持，也关系着未来几年在市级宣传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分量。台里上下心里都很清楚，一旦这个项目顺利落地，我们的位置，将不只是“执行者”，而是能在更高层面上参与规则制定的那一方。
真正坐在谈判桌中心的，是台长汪乾，和市宣传部部长刘文岳。
双方各自带着团队，地点选在市郊一处封闭式度假村，对外的说法是“集中研讨”。可谁都明白，这种不见外人的封闭环境，本质上更适合拉锯、试探，以及在规则边缘反复摸索彼此的底线。
按理说，这样的场合，轮不到我这种偏技术与执行的人露面。
可谈判进行到第二天夜里，我忽然接到了台长汪乾的电话。
他语气随意，却直截了当，说有几份关键资料需要我从台里亲自带过去，顺便帮忙看看几个拍摄方案的整体思路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让我第二天一早直接去度假村报到。
我没有多问，只应了一声“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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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假村比我预想中还要奢华。
几栋独立别墅错落地分布在山林之间，既私密，又不显疏离。天色尚早，主楼却早已灯火通明。入口处铺着厚实的地毯，长桌上摆满了冷餐、茶水和红酒，餐具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像是提前为某个阶段性的“结果”做好了准备。
我一进门，便看见几位熟面孔的领导端着茶杯谈笑风生。西装外套随意搭在沙发靠背上，姿态松弛而自信。笑声在挑高的大堂里回荡，显得从容又自然。
这里不像一个临时搭建的工作现场，更像是一场被精心布置过的私人聚会——而工作，只是它最体面的外衣。
我把文件递给汪乾。
他翻了两页，目光迅速扫过要点，随即点了点头，把文件合上，顺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：“辛苦了。”
下一秒，他已经把话题移开，一边给我倒酒，一边用近乎闲聊的语气说道：“别急着走。正好一起吃个饭，吃完还要继续聊点事。”语气轻松，却没有留下拒绝的余地。
我接过酒杯，什么也没说。
对面的会议室里，市里的刘文岳部长坐在人群的中心位置。
他看起来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，没有任何刻意的装饰，却显得精神而稳重。说话时语速不快，声音不高，但吐字清晰，每一句都恰到好处。
那是一种长期处在核心位置才会形成的气场——不需要张扬，却让人下意识地愿意倾听、配合，甚至提前揣摩他的意思。
会上短暂的间隙里，有人起身接电话，有人低声交流。
几名度假村的女服务人员安静地进出会议室，替众人添水、收杯。她们穿着统一的浅色制服，身姿曼妙、动作轻柔，在狭窄的过道间穿行。
刘文岳始终坐在原位，向女服务员示意时只是微微点头，道谢也简短克制。他的目光停留在投影屏和桌上的文件上，几乎不与人有多余的视线接触。有人靠近时，他会自然地侧身让出空间，动作礼貌而疏离。
他不打断任何人，也不过分回应任何细枝末节的殷勤。讨论一旦出现偏离，他只用一句不高不低、恰到好处的提醒，便把话题重新收拢回来。
那种分寸感并不张扬，却像一条无形的线，让整个场子都下意识地保持着边界。
白天的行程相对克制而紧凑。
会议、汇报、方案展示一项接着一项推进，流程严谨，措辞谨慎。我坐在靠边的位置，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听，在需要时补充几句技术层面的说明，存在感不突出，却始终在领导目光审视之内。
真正的变化，是从夜幕降临开始的。
酒桌、牌局、私人包厢轮番登场，白天还保持着分寸的两个团队，很快便熟络起来。
酒杯换得越来越勤，语气也随之松动。话题从项目流程，慢慢转向各地的成功经验，再滑向那些“不能写进方案里的东西”。
有人话说到一半便停住，只留一个意味深长的笑；有人点到为止，却恰好点在要害。更多的内容，不在言语里，而藏在眼神交换和刻意拉长的停顿之中。
与多数人逐渐放松下来不同，刘文岳始终显得克制，只是象征性地陪了几杯酒，话不多，也很少久留在喧闹的位置。
到了深夜，气氛愈发松弛。有同事半开玩笑地向我建议，反正第二天还有汇报，不如干脆住下，省得来回折腾。
汪乾在一旁听了立刻点了点头，随即吩咐人去安排房间，说既然来了就安心住下，正好体验一下度假村的环境。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我被安排在度假村一栋偏侧的客房楼。
整栋楼是一个大平层，进门是一个不大的公共客厅，正对着一间休闲影音室，两侧各是一间独立客房。位置略显偏僻，却因此显得格外安静，与主楼的热闹恰好隔开了一段距离。
我的房间后方还连着一个独立的小院。
院子里种着几丛竹子和几盆修剪得当的绿植，中间嵌着一方温泉池。夜色下，水面缓缓蒸腾，细碎的水声顺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小渠轻轻流淌。我隐约猜到这水渠大概与各个院子的温泉相通，让每个后院都能保持水流循环。
这样的设计，低调，却极尽考究。
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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