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个样品的色谱图在这时候跑到了第十二分钟的位置。
屏幕上，在和第一个样品几乎完全相同的保留时间处，再次出现了那三个异常峰。
信号强度比第一个样品更高，因为宫颈分泌物中的药物浓度比灌洗液中更高。
周淑芬看着那三个峰，嘴唇微微抿了一下。
这是她今天早上第一个可以被称为“表情”的面部肌肉运动。
抿嘴唇的动作持续了不到一秒钟，然后她的脸恢复了之前那种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平静状态。
她在实验记录本上记录了第二个样品的结果，然后翻到下一页，开始写分析总结。
“初步结论：两个样本（阴道灌洗液、宫颈分泌物）中均检出同一种非正规药品目录化合物，质谱特征与文献报道的新型苯二氮卓类设计药物一致。该化合物的检出证实了外源性药物暴露的事实。”
她写完“事实”两个字后，笔尖在纸面上停留了大约两秒钟。然后她在这行字的下方空了一行，继续写。
“待解决问题：一、药物的具体来源和投放方式。二、暴露次数（目前仅确认一次，但不排除多次暴露的可能性）。三、施药者的身份确认（目前的嫌疑指向需要更多证据支持）。四、是否存在其他受害者。”
第四个问题她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。
“是否存在其他受害者”这个问题的提出，意味着她已经将这个事件从“个人遭遇”的范畴扩展到了“可能的系列犯罪”的范畴。
这个思维跳跃不是凭空产生的。
它来自她过去两周在小区家长群里观察到的一些细微的信号。
李悠说“最近总觉得很累”。
王璐说“我也是”。
陈艳最近在群里的发言频率明显下降。
林美娇上周取消了两节私教课，理由是“身体不舒服”。
这些信号单独看都是正常的。
中年女性的疲劳、不适、情绪低落，在任何一个家长群里都是日常话题。
但当它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内、在同一个社交圈中集中出现时，周淑芬的职业直觉告诉她，这可能不是巧合。
当然，职业直觉不是证据。她需要的是数据。
她合上实验记录本，将两个样品的色谱数据和质谱数据导出为PDF格式，保存在工作站的加密文件夹中。
文件夹的名字她想了一下，最后命名为“ZSF＿Private＿2026”。
然后她将同样的文件拷贝到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加密U盘中。
她从工作站前站起来，走到打印机旁边，将分析结果的关键页面打印了出来。
打印机吐出三张A4纸：第一张是一号样品的色谱图和质谱图，异常峰的位置用红色箭头标注；第二张是二号样品的同类数据；第三张是与文献数据的比对表格。
她将三张纸按顺序叠好，夹进了一个蓝色的塑料病历夹中。
病历夹的封面是空白的，她用签字笔在右上角写了一个日期：6月13日。
没有写患者姓名，没有写病历号，没有写任何可以将这份资料和她本人关联起来的信息。
她将病历夹放进了白大褂内侧的口袋里。那个口袋的深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标准尺寸的病历夹，不会从外面看出来。
然后她开始清理实验现场。
所有使用过的冻存管、离心管、移液枪头、棉签，全部放入生物废弃物袋中密封。
工作台用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擦拭两遍。
离心机的转子取出清洗。
液相色谱-质谱联用仪的进样针用甲醇冲洗三次，流动相瓶中的残余液体倒入废液桶。
工作站上的色谱数据她在导出备份后从本地删除，并清空了回收站。
实验记录本她带走。
整个清理过程耗时约二十分钟。
完成后她站在研究室中央环顾四周，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研究室恢复到了她进来之前的状态，唯一的区别是垃圾桶里多了一袋密封的生物废弃物，但那在研究室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她关灯，开门，走进走廊。走廊里仍然只有应急灯的光，空无一人。她将门重新锁好，沿着走廊走向电梯。
电梯门关上后，她独自站在狭小的轿厢里，右手伸进白大褂内侧的口袋，手指触碰到了那个蓝色病历夹的边缘。
她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发出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。
“我需要更多样本。”
这句话的语气和她在门诊对患者说“您需要做一个宫颈涂片检查”时的语气一模一样：平静、专业、不带任何个人情绪。
她没有说“我需要报警”，没有说“我需要找人帮忙”，没有说“我需要和丈夫谈谈”。
她说的是“我需要更多样本”。
因为在她的认知体系中，样本是一切的基础。
没有足够的样本量，就无法确定药物的暴露频率。
没有暴露频率的数据，就无法推算施药者的行动规律。
没有行动规律的分析，就无法锁定嫌疑人。
没有锁定嫌疑人，报警就是一个没有靶点的射击。
而她，是一个从不浪费子弹的人。
电梯到达地下一层。
门打开，她走向自己的车。
白大褂口袋里的病历夹贴着她的身体，纸页的边缘隔着衬衫的面料抵在她的肋骨上，带着一种微凉的、坚硬的触感。
病历夹最上面那张纸的右上角，写着一个日期。
六月十三日。
[ 本章完 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