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-10-14
第二章:工厂的铁门与铁饭碗
火车到东莞站时,天已经黑透了,像一张泼了墨的破布,裹着南方的湿热,黏腻得像汗水混着血。车厢门一开,热浪扑面而来,夹杂着柴油味和街头烧烤的油烟,我差点喘不过气。十六岁的我,身上还裹着东北的血腥味,那件沾满牛血的棉袄硬邦邦的,像件盔甲,却挡不住这鬼地方的潮湿。
站台上人山人海,操着各地方言,推推搡搡,像一群饥饿的野狗在抢食。我抱紧包袱,里面塞着母亲的银耳坠和最后七十块钱,挤出站口,霓虹灯闪得我眼花:高楼如巨兽的脊骨,广告牌上美女笑得妖娆,手里捧着手机和化妆品,下面小字写着“月入过万,轻松致富”。我心跳加速,以为这就是天堂,可空气里飘着的,是股淡淡的腐臭,像死鱼在下水道里烂了。
中介是个胖女人,脸上涂着厚粉,裂纹如蛛网,她在站外拉客:“东北妹子?来对地方了!电子厂,包吃包住,月薪八百起步,加班一千五!走走,车上说。”
她拽着我胳膊,手劲大得像钳子,指甲嵌入肉里,疼得我龇牙。她塞给我瓶矿泉水,甜言蜜语:“丫头,你这么水灵,厂里帅哥多,找个对象,很快就本地人了。”
车是面包车,里面挤了十几个女孩,河南的、四川的、越南的,个个脸黄肌瘦,眼睛里是空洞的疲惫。
车开进工业区,路灯昏黄,路边是成片的厂房,铁门高耸如监狱墙,上面焊着铁丝网,刺猬般竖着。空气中嗡嗡的机器声,从远处传来,像无数苍蝇在耳边振翅,震得我头皮发麻。
厂叫“华星电子”,门牌锈迹斑斑,保安是个矮胖男人,眯眼检查我的临时身份证——那是中介帮我伪造的,写着十八岁,我十六岁的模样瞒不过,可他只瞄了一眼,就挥手放行:“新来的?去宿舍报到,明天五点半起。”
宿舍在厂区后头,一排低矮的平房,铁皮屋顶,雨水顺着漏斗滴答,像在哭。八人间,上下铺,床板薄得像纸,铺着发霉的草席,空气里一股尿骚和汗臭,混着经血的铁锈味。
姐妹们已经在收拾:上铺的女孩叫小花,河南人,二十出头,胳膊上文着朵玫瑰,却被蚊子咬得红肿如烂肉;下铺的阿梅,四川妹子,脸圆圆的,眼睛肿得像核桃,她正弯腰擦地,屁股上的裤子破了个洞,露着白花花的肉,上面有道鞭痕,紫黑如蚯蚓。
“新来的?东北啊?坐我边上。”阿梅笑,牙齿黄黄的,递给我块馒头,硬得像石头,我啃了两口,咽下去时刮得喉咙生疼。
夜里,宿舍灯灭了,黑暗如潮水涌来,只剩窗外机器的低吼,和姐妹们的抽泣声。
小花在上铺翻身,床板吱呀如骨头碎裂,她低声说:“丫头,别怕,第一天都这样。流水线,十二小时一班,加班到凌晨两点,手指头磨出泡,泡破了流脓,继续干。月薪八百,扣水电饭钱,五百到手。寄回家?剩个屁。”
阿梅叹气:“我来半年了,上个月加班四十小时,主管说奖金五百,结果发下来五十,说我件数少。少?机器夹手那次,我手指肿成萝卜,还不是接着焊。”她声音颤,黑暗中,我听到她用牙咬被子,闷哼如哭。
我蜷在床上,草席硌得脊骨疼,脑海里闪过东北的雪屋,父亲的血咳,弟弟的哭脸。八百块,一个月,就能救他们。可这里,铁饭碗?分明是铁锁链,套在脖子上,越挣越紧。
第二天,五点半,闹钟如炸雷,我爬起时,天还黑着。姐妹们鱼贯出门,踩着拖鞋,啪啪声在水泥地回荡,像一群幽灵在游行。食堂是铁皮棚,粥稀得见底,咸菜黑绿如霉斑,一勺下去,里面浮着死苍蝇的腿。
我咽下两口,胃里翻江倒海,却不敢吐——浪费食物,主管罚站。
流水线在厂房深处,高大如洞穴,荧光灯白得刺眼,照着成排的女孩,弯腰如虾米,手指在电路板上飞舞,焊锡枪滋滋响,热气熏得脸如火烤。
领班是个三十岁的女人,叫王姐,脸瘦得颧骨如刀,眼睛冷如冰:“新来的,东北丫头?笨手笨脚的,慢了扣钱!站三号机,焊电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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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:工厂的铁门与铁饭碗
火车到东莞站时,天已经黑透了,像一张泼了墨的破布,裹着南方的湿热,黏腻得像汗水混着血。车厢门一开,热浪扑面而来,夹杂着柴油味和街头烧烤的油烟,我差点喘不过气。十六岁的我,身上还裹着东北的血腥味,那件沾满牛血的棉袄硬邦邦的,像件盔甲,却挡不住这鬼地方的潮湿。
站台上人山人海,操着各地方言,推推搡搡,像一群饥饿的野狗在抢食。我抱紧包袱,里面塞着母亲的银耳坠和最后七十块钱,挤出站口,霓虹灯闪得我眼花:高楼如巨兽的脊骨,广告牌上美女笑得妖娆,手里捧着手机和化妆品,下面小字写着“月入过万,轻松致富”。我心跳加速,以为这就是天堂,可空气里飘着的,是股淡淡的腐臭,像死鱼在下水道里烂了。
中介是个胖女人,脸上涂着厚粉,裂纹如蛛网,她在站外拉客:“东北妹子?来对地方了!电子厂,包吃包住,月薪八百起步,加班一千五!走走,车上说。”
她拽着我胳膊,手劲大得像钳子,指甲嵌入肉里,疼得我龇牙。她塞给我瓶矿泉水,甜言蜜语:“丫头,你这么水灵,厂里帅哥多,找个对象,很快就本地人了。”
车是面包车,里面挤了十几个女孩,河南的、四川的、越南的,个个脸黄肌瘦,眼睛里是空洞的疲惫。
车开进工业区,路灯昏黄,路边是成片的厂房,铁门高耸如监狱墙,上面焊着铁丝网,刺猬般竖着。空气中嗡嗡的机器声,从远处传来,像无数苍蝇在耳边振翅,震得我头皮发麻。
厂叫“华星电子”,门牌锈迹斑斑,保安是个矮胖男人,眯眼检查我的临时身份证——那是中介帮我伪造的,写着十八岁,我十六岁的模样瞒不过,可他只瞄了一眼,就挥手放行:“新来的?去宿舍报到,明天五点半起。”
宿舍在厂区后头,一排低矮的平房,铁皮屋顶,雨水顺着漏斗滴答,像在哭。八人间,上下铺,床板薄得像纸,铺着发霉的草席,空气里一股尿骚和汗臭,混着经血的铁锈味。
姐妹们已经在收拾:上铺的女孩叫小花,河南人,二十出头,胳膊上文着朵玫瑰,却被蚊子咬得红肿如烂肉;下铺的阿梅,四川妹子,脸圆圆的,眼睛肿得像核桃,她正弯腰擦地,屁股上的裤子破了个洞,露着白花花的肉,上面有道鞭痕,紫黑如蚯蚓。
“新来的?东北啊?坐我边上。”阿梅笑,牙齿黄黄的,递给我块馒头,硬得像石头,我啃了两口,咽下去时刮得喉咙生疼。
夜里,宿舍灯灭了,黑暗如潮水涌来,只剩窗外机器的低吼,和姐妹们的抽泣声。
小花在上铺翻身,床板吱呀如骨头碎裂,她低声说:“丫头,别怕,第一天都这样。流水线,十二小时一班,加班到凌晨两点,手指头磨出泡,泡破了流脓,继续干。月薪八百,扣水电饭钱,五百到手。寄回家?剩个屁。”
阿梅叹气:“我来半年了,上个月加班四十小时,主管说奖金五百,结果发下来五十,说我件数少。少?机器夹手那次,我手指肿成萝卜,还不是接着焊。”她声音颤,黑暗中,我听到她用牙咬被子,闷哼如哭。
我蜷在床上,草席硌得脊骨疼,脑海里闪过东北的雪屋,父亲的血咳,弟弟的哭脸。八百块,一个月,就能救他们。可这里,铁饭碗?分明是铁锁链,套在脖子上,越挣越紧。
第二天,五点半,闹钟如炸雷,我爬起时,天还黑着。姐妹们鱼贯出门,踩着拖鞋,啪啪声在水泥地回荡,像一群幽灵在游行。食堂是铁皮棚,粥稀得见底,咸菜黑绿如霉斑,一勺下去,里面浮着死苍蝇的腿。
我咽下两口,胃里翻江倒海,却不敢吐——浪费食物,主管罚站。
流水线在厂房深处,高大如洞穴,荧光灯白得刺眼,照着成排的女孩,弯腰如虾米,手指在电路板上飞舞,焊锡枪滋滋响,热气熏得脸如火烤。
领班是个三十岁的女人,叫王姐,脸瘦得颧骨如刀,眼睛冷如冰:“新来的,东北丫头?笨手笨脚的,慢了扣钱!站三号机,焊电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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